直播未获授权，游戏厂商维权为何屡屡受阻？

近期，多家游戏厂商对热门游戏的无授权直播行为发出侵权警告，但实际维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。以《王者荣耀》为例，某直播平台曾因未获授权组织主播进行高密度游戏直播，被腾讯诉至法院，虽然最终判决认定侵权，但整个诉讼过程历时近两年，期间侵权直播带来的流量损失已难以估量。更棘手的是，许多小型直播平台或个人主播散布在不同地域，游戏厂商逐一取证、公证、起诉的成本极高。即便胜诉，判赔金额往往与侵权所得的广告收入、打赏分成不成比例，难以形成有效威慑。此外，部分主播会利用“游戏操作具有独创性表达”等理由进行抗辩，使得法律适用存在模糊地带，厂商在诉前保全、行为禁令等临时救济措施上也常因举证不足而铩羽而归。这暴露出现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应对实时、海量、分散的直播场景时，存在明显的程序迟滞与执行短板，导致“赢了官司、输了市场”的怪圈反复出现。

从“擦边”到“侵权”：游戏直播画面的版权属性如何认定？

游戏直播画面究竟属于“作品”还是“表演”，抑或仅是“玩家操作产生的实时数据”，一直是法律界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。2024年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颇具代表性：某游戏主播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，对一款单机角色扮演游戏进行全程解说直播，并加入大量原创评论和幽默段子。法院最终认定，游戏本身包含的连续动态画面构成视听作品，直播行为实质上是对该作品的公开传播；主播的即兴解说虽具有独创性，但不能改变其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作为直播基础这一侵权事实。然而，对于《我的世界》这类沙盒游戏，玩家可以自由建造和设计地图，直播画面中玩家的创造性贡献占比极高，此时著作权归属便出现分化。部分学者主张应区分“游戏预设表达”和“玩家生成内容”：前者归游戏厂商，后者归玩家，直播平台需分别获得授权。可惜目前法律并未给出明确界限，司法实践中也常出现同案不同判。这种不确定性让直播平台在采购内容时如履薄冰，要么过度谨慎导致大量优质游戏失去曝光，要么放任自流导致侵权泛滥，最终伤害的是整个游戏生态的健康发展。

平台“避风港”失灵，事后下架难阻侵权损失

直播平台长期以“网络服务提供者”自居，援引“避风港原则”主张对用户上传的侵权直播内容不承担事先审查义务。但在2025年初的“某鱼”侵权案中，法院突破性认定：平台不仅对热门游戏直播负有主动监测义务，还因对主播进行签约、排班、流量倾斜等深度参与行为，构成“应知”或“明知”，不能适用避风港免责。这一判决敲响了警钟——数据显示，该案侵权直播单品在直播当晚即获得超过200万次观看，而平台在收到厂商投诉后的“删除+封禁”动作平均耗时48小时，期间损失已无法挽回。更为严峻的是，部分平台甚至利用算法推荐机制，将侵权直播放入首页热门栏目，从中获取广告分成。事后下架只能起到“止损”作用，对已经扩散的录屏、切片、二次创作视频更是鞭长莫及。有专家建议，平台应建立事前过滤机制，通过游戏画面指纹识别、主播授权白名单、动态水印追踪等技术手段，将侵权风险拦截在开播之前，而非依赖事后救济。但技术投入成本高昂，缺乏强制标准，导致目前平台合规意愿参差不齐，行业乱象难以根治。

借鉴海外判例，中国游戏直播授权模式路在何方？

放眼全球，日本与韩国在游戏直播版权管理上起步较早。日本任天堂自2018年起推出“创作者计划”，明确允许主播在遵守非商业用途、不发布剧情剧透等条件下免费直播其游戏；韩国则通过游戏厂商与直播平台签订一揽子授权协议，按照观看时长和广告收入的一定比例分成，实现了游戏公司、主播、平台三方共赢。美国虽无统一立法，但在“E-Sports Bar”等判例中确立了“转换性使用”规则，即直播中若包含大量批评、评论、教学成分，可视为合理使用。这些经验为中国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：一是建立官方授权直播平台白名单，未列入名单的游戏不得商业直播，由行业协会牵头制定统一授权模板；二是探索动态分成机制，将游戏内购收入、弹幕打赏、广告分成按约定比例扣除平台运营成本后，流向游戏厂商与主播；三是设立集体管理组织，代表中小游戏厂商进行集中授权和收费分配，降低单一主播的签约门槛。当然，直接移植海外模式存在水土不服风险，中国游戏直播市场规模庞大、玩法迭代极快，更需要兼顾创作者热情与产权保护。未来或可试点“分层授权”：以非商业分享、个人娱乐直播为免费基础，仅对打赏、广告、付费订阅等商业化行为征收版权许可费，让游戏直播既不失活力，也不失公平。

游戏直播侵权风波再起的背后，本质上是数字时代内容生产者与传播者之间利益分配机制的重构。法律裁决只能定分止争，真正的解法在于构建一套透明、灵活、低成本的授权合作体系。当游戏厂商放开怀抱、平台主动承担审查责任、主播尊重原创价值时，游戏直播才能从“灰色博弈”走向“阳光共荣”。这需要立法者、监管者、行业从业者共同破题，而不是等到下一次风波来临，才追悔莫及。